[作者简介] 李浩君(1977―),男,浙江上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移动学习、普适计算等研究。E-mail:。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普及和多媒体资源传播的日益频繁,迫切需要解决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实时高效传输问题;而流媒体能把连续的影音信息经压缩处理后存放到网络服务器上,以流式传输技术在网络上传输多媒体资源,让浏览者不需要等到下载完成, 就可边下载边观赏,为互联网多媒体资源快速实时传递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已被广泛应用于网络视频点播、行业培训、远程教育、视频会议以及远程医疗等领域。[1]流媒体学习资源是指以学习为目的的流媒体资源,具有传统视频资源画面生动形象、内容直观易懂以及播放动态流畅等特点,弥补了其他学习资源教学情感缺乏等不足。根据流媒体学习资源播放设备的差异,可将流媒体学习资源分为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和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前者是指运行在传统互联网终端设备(如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等)上的流媒体学习资源,提供传统网络学习环境下的视频学习资源,而后者是指运行在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上的流媒体学习资源,提供移动学习环境下的视频学习资源。[2][3]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各级各类优秀课程、精品课程以及视频公开课程等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在较短时间内建设了大量的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课程门数累计达到6000余门,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优质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而移动流媒体资源目前绝大部分都是由资源建设者自主开发,由于移动终端的多样性以及移动学习环境的复杂性,阻碍了移动流媒体资源顺利开发,造成了目前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快速发展的移动学习需求。针对目前传统流媒体资源丰富性和移动流媒体资源匮乏性的矛盾,本文首先分析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可行性,引入概念图理论,提出了从传统流媒体资源到移动流媒体资源转换理论,然后构建了基于该转换理论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阐述了该系统架构和系统功能等内容的设计思想,最后结合《现代礼仪》精品课程流媒体资源转换案例详细描述了该资源转换系统实现的关键步骤,验证了本研究工作的可行性。
学习资源是开展各类学习活动的重要保障,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作为移动学习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通过视频方式呈现学习内容,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容易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但移动学习终端存在屏幕尺寸小、数据处理能力弱、支持格式有限等局限,使得移动流媒体与传统流媒体在资源呈现方式、知识组织方式、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从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关键就是能否对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上述四个方面的改进和处理,使得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能更好地适应移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活动。
目前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主要以Web学习网站形式存在,如学习社区、专题网站、Wiki、博客等,其中包含了大量流媒体资源。而移动学习资源则主要以WAP学习网站形式存在,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移动学习系统、新东方的“移动英语”学习网站等。目前移动学习相关研究正尝试从移动终端自适应机制出发,将现有的Web资源转换成WAP资源,以适应在移动终端上内容的自适应显示。如欧洲的MOBILearn项目将400门E-learning课程迁移为mLearning资源。此外多媒体转换技术也可以较方便地实现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格式和分辨率的转换,以适应移动设备的播放要求。
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是以“课程―章―节”三级目录来组织知识内容,对于具体某节资源也涵盖了多个知识点内容。而移动学习资源颗粒度较小,一般以单个知识点作为基本知识组织单元,并按照“类别―主题―知识点”三级目录来组织和维护移动学习资源。因此,通过绘制能反映该学习资源的知识点分布图,然后按照该分布图将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分割,并重新组织成以知识点为基本单位的移动学习资源,而对于流媒体资源可以通过FFMpeg等工具对流媒体资源进行分割操作。概念图是一种知识表征工具,它能够反映学习资源的知识结构,并以此为依据将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转换成移动学习资源,实现知识组织形式片段化转换目标。
除了知识组织形式的不同,移动学习资源的学习时间也是影响资源颗粒度的重要因素。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学习时间设置一般与传统课堂时间保持一致,维持在45分钟左右,而移动学习环境下移动学习资源的内容量需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斯坦福大学学习实验室将人注意力维持时间10分钟作为移动学习时间的上限,得到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认可。因此,将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切割成多个基于知识点的移动学习资源后,仍然要对知识内容过长(超过10分钟)的资源,按照10分钟的时间维度,进行再次分割操作,最后形成符合移动学习特点的片段式移动学习资源。
数字化学习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硬件、软件、教学与组织技术等,积累了大量的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成功地运用到各个行业的教育培训过程中。而移动学习实践活动是一种非正式学习活动,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简单实用的内容,如生活百科、商务英语等;二是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如考证考试、充电拓展类等内容,[4]而这些学习内容目前均有大量的传统流媒体资源可供选择,这为移动流媒体资源转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保障,有助于提高移动学习流媒体资源的建设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虽然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与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利用概念图绘制工具对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知识点图系绘制,并以此为依据按照移动流媒体资源的特点进行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可生成符合移动学习环境下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能极大地提高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建设效率,丰富移动学习资源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流媒体技术已经在互联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性能的提高,也为流媒体技术在移动终端的应用创造了可能。概念图(Concept Map)是指利用图式的方法来表达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思想和理论等,把人脑中的隐形知识显性化、可视化,便于人们思考、表达和交流;一般由节点、连线和有关文字标注等内容组成,节点上的概念表示学习对象,而连接线上写上两个学习对象之间的关系。鉴于概念图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诸多优点,已有学者将概念图相关理论应用于移动学习领域。[5][6]
本文根据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与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差异性,结合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特点,[7]引入概念图理论,提出了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该理论总体思想如图1所示,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主要包括资源筛选、概念图绘制、资源生成、资源重组等四个部分,其中资源筛选主要负责选择合适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概念图绘制是移动流媒体资源建设人员在理解原有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内容的基础上,以概念图的形式来表现资源的知识结构,并为移动流媒体资源生成做好准备;资源生成是整个理论的核心,负责针对特定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资源转换工作;资源重组主要负责对已生成的移动流媒体资源进行管理和维护,使新生成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能更好地服务于移动学习实践活动。上述四个操作环节中,前一个环节是后一个环节的前提和基础,后一个环节是前一个环节的后续与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
移动学习并不是适合承载所有学习内容的学习方式,部分合适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可以被转换成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用来支持移动学习活动,因此,选择合适的传统流媒体资源是流媒体资源转换成功的前提与基础。坚持内容适合性原则与资源简单性原则相结合的资源筛选标准,选择面向终身学习的较为实用、简单、不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非正式流媒体学习内容,如语言短训、职业技能、轻松百科、生活保健、家庭理财、文化涵养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学校教育中逻辑复杂度低的学习内容,如英语、语文等学习单元相对零碎、知识耦合性相对较低的课程资源也适合转换成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
本文将采用概念图作为知识组织分析工具,分析所选定的传统流媒体资源中所包含的知识结构以及所蕴含的具体知识点,以此作为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重要依据。首先确定当前被转换的流媒体学习资源的中心主题;然后深入分析该资源内容,罗列相关概念;再次分析所罗列相关概念之间的层次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内容,中心主题置于概念图的最上层;最后反复修改与优化,绘制与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相对应的概念图。
资源生成是真正实现从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关键步骤。资源生成主要任务是将颗粒度较大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成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本文将通过呈现方式、学习时间、资源组织等三个角度来设计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生成机制。从资源呈现方式的角度分析,资源生成需要进行的操作有分辨率与资源格式转换,需要将高分辨率的、不同格式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成分辨率较低、适合移动终端流媒体格式的学习资源。从资源学习时间的角度分析,移动学习可以提供随时随地的学习,因此学习过程需要适应复杂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容易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干扰而被分割成多个零碎的学习片段,形成片段式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从资源组织的角度分析,移动流媒体资源一般以知识点作为基本的知识组织单元,并且按照“学科―主题―知识点”三级结构进行组织和管理。
资源重组是对已经转化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进一步处理,使其能够更方便地为移动学习者所使用,提高学习效率。移动流媒体资源重组包括:概念图映射、资源序列化、添加资源描述信息等步骤。概念图映射是指将已经生成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与绘制的概念图中相对应的知识点产生一一映射关系,便于资源管理人员利用概念图来管理相应的资源;资源序列化用以明确知识点及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学习前驱后继关系,引导学习者按照正确的学习路径进行学习;为了尽量提供更多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背景信息,本转换理论最后步骤就是对已经完成转换的移动流媒体资源添加资源描述信息,使学习者能对资源的情境信息、知识目标以及相关视频内容的文字描述等方面有更明确的认识。
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路,分成表示层、网络层、业务逻辑层、存储层等四层,层次结构清晰,软件耦合度低,便于管理和维护。系统架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1)表示层。该层为不同用户提供了相应的操作界面。资源建设人员通过PC终端,利用有线网络或WIFI接入,进行资源生成与重组等资源转换操作。学习者也可通过手机、PDA等移动终端,利用GPRS、3G或WIFI无线网络,浏览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
(2)网络层。该层是为各类设备接入本系统提供网络支持,接入的方式可以通过GPRS、3G、WIFI等无线网络进行数据通信,也可以通过有线网络进行数据通信。
(3)业务逻辑层。该层用来封装系统的具体业务逻辑服务,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涉及资源上传模块、资源生成模块、资源重组模块等。
(4)存储层。该层负责为系统具体应用提供数据来源,并存储系统交互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包括传统流媒体资源库、移动学习资源信息库(概念图、资源序列、资源描述信息等)、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库、资源管理规则库(内容筛选原则、概念图绘制原则、资源生成原则等)。
根据上面提出的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本文设计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功能,该系统功能包括资源上传、资源转换以及资源重组等三大功能,具体系统功能设计如图3所示。
资源筛选:资源建设人员从以终身学习为视角、实用取向的非正式学习内容中,或者从与学校教学中逻辑简单、内容单元零碎的学习内容相关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中选择合适的流媒体转换资源。
资源上传:资源建设人员判断该资源系列内容可以上传,有助于移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活动的开展,通过系统的资源上传模块将该系列资源上传到系统传统流媒体资源库。
资源列表:资源建设人员可以查询系统中已经上传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资源列表包括最新上传资源列表、未处理资源列表和资源系列列表。
概念图绘制:资源建设人员通过选择未处理资源列表中的一项内容,并通过流媒体播放工具播放该资源的视频内容,根据视频内容和概念图绘制规则,绘制该视频的概念图。
资源转换:资源建设人员确认绘制的概念图合理、有效,并通过概念图和10分钟两个维度对原有资源进行资源转化操作,操作后将得到多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
概念图映射:通过资源生成操作,将得到的多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和概念图中相应概念建立映射管理,方便资源建设人员管理新资源以及制作学习者的资源导航。
资源序列化:单纯依靠概念图导航,无法判别同一级中所列资源的前驱后继关系,因此,资源序列化的目的就是设置学习资源的前驱后继关系。
信息添加:为新生成得到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添加情境信息、知识目标、知识重难点以及必要的字幕信息,方便学习者利用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开展移动学习。
本文实现了基于Web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各项功能,该系统采用Windows Server 2003作为系统服务器,Apache Tomcat 6.0作为Web和WAP服务器;使用Java技术来开发Web应用程序,系统后台采用MySQL数据库,并使用MySQL Workbench可视化数据库设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库建模和管理。系统集成化开发工具使用了MyEclipse 8.5,网页开发工具采用Dreamweaver8和Photoshop CS3,本系统实现案例使用了湖南大学袁涤非教授的《现代礼仪》精品课程资源,该课程内容逻辑相对简单,所需课程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度相对较低,而且课程内容与学习者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学习者对该类课程有较高的学习兴趣。
概念图维度和时间维度是本系统实现资源转换的两个重要维度。资源建设人员首先要填写概念名称、选择父节点、子节点与父节点关系、是否是终端节点等信息;如果某个节点是终端节点,那么该节点可以成为知识点,包含相应的资源内容,因此需要为该节点设置其所包含内容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本系统利用Flex和ActionScript设计可视化的概念图绘制工具,从节点绘制、节点布局、连接线绘制等三个角度完成概念图的绘制工作,概念图绘制界面效果如图4所示。
根据已绘制完成的概念图,资源建设人员可以得到由概念节点对象构成的知识点对象数组,按照预先设定的10分钟片段时间对节点数组信息进行修改,并以此为标准,对FLV资源进行分段处理和转换。根据图4所示的概念图,该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就被转换为定义与内涵、礼仪产生、礼仪形成、礼仪变革、礼仪原则、礼仪特征以及礼仪作用等7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同时系统会自动完成资源与概念图之间的映射,然后自动跳转到资源序列化界面,系统会按照概念节点生成顺序作为资源序列化的默认顺序,资源建设人员可以通过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进行调整,系统也会根据每次的调整请求,动态调整移动流媒体资源学习的先后顺序,其效果如图5所示。
为了增强单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可学习性,优化和完善转换后得到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添加必要的学习资源描述信息,提高学习者对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最后形成的移动流媒体资源学习效果图如图6所示。
学习资源是开展各类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匮乏性和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丰富性的现状,以快速、高效建设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为目标,提出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思想,详细阐述了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资源转换理论,设计并实现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为移动学习资源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本文研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流媒体资源类型的转换的,对于移动学习的片段化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制作、移动流媒体资源的协作构建机制以及转换后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学习效果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1] 杨戈,廖建新,朱晓民,樊秀梅.流媒体分发系统关键技术综述[J].电子学报,2009,37(1) :137~145.
[2] 杨金花,宋宝瑜.移动流媒体在远程教育中的关键性技术及应用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0,(6):104~107.
[3] 吴天生.移动流媒体技术及其教育应用探索[J].中国电化教育,2007,(8):109~112.
[4] 顾小清,查冲平,李舒愫,顾凤佳.微型移动学习资源的分类研究:终身学习的实用角度[J].中国电化教育,2009,(7):41~46.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 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 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线]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 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 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 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 [10]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媒介的日趋发达,我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的一切都成了商品,消费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鲍德里亚认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以商品-物的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了,而是符号的消费取代了商品―物的消费,我们消费的只是一种象征,意象。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消费者首先消费的是一种大众媒介制造的符号、概念,然后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已不是消费者真正要考虑的消费动机,他只注重那种概念或意象。就像时尚一样,人们在乎的是时尚本身而非那些时装―物,鲍德里亚称这种社会为“消费社会”。
在消费社会的场域中,大众媒介的发达程度超乎想象,尤其是影像媒介的视觉性传播已经左右了大众认识世界的方式。社会的一切都被影像媒介诉诸于大众的视觉,大众对视觉性的传播产生了一种迷恋。大众的消费都诉诸于视觉性的内容,对视觉冲击力强的内容产生了好感。毫不夸张地说,影像已经成为大众与社会的中介,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也就说大众媒介在视觉性传播过程中创造了视觉文化。
图书的营销是动态的变化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时代特征会左右着营销策略的运用。图书营销必须回应社会和文化形态,图书营销商或者出版社必须依据所处的文化环境来制定图书营销策略。在商品社会,商品社会注重的是图书―物的使用价值,在读者的精神需求的名义下进行图书的策划,生产和营销。一句话,图书就是以读者为中心的产物,营销的主要目标是击中读者的真实需求。这种营销思维是围绕着图书-物展开,营销策略也是由“图书-物”这个实体决定的,其策略主要是,出版社的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很少利用自己以外的推介方式;努力推介图书内容的价值、作者的权威性。这种图书营销方式深深地印有商品社会的特征,商品社会是实用价值第一的社会,没有使用价值也有等于没有市场。但是大众已经身处于消费社会,那么消费社会的图书营销策略应当是符合这个时代特征的,图书营销观念应该实现由商品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向。消费社会的图书营销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是“概念或意象”,而不是社会的图书―物。基于消费社会图书营销观念的转向,图书的营销策略必须根据这个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策略的调整一定抓住三个主要的时代特征,一个是“概念或意向”,一个是大众媒介,以及影像媒介创造的视觉文化。从这三个特征出发,消费社会的图书营销策略应该实现三个转向。
在商品社会,大众购买图书看重的是它的使用价值,大众的目的还是满足自身知识增长的需要。但是在消费社会,德波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走向了没落,社会呈现景观化,意象统治了一切。“消费不再只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首先变成了是否合乎时尚、合乎有时尚引导的身份需要的消费,凡是不能经过广告符号与意象加工的物品,也就不再具有消费的优先权。”[1]也就是说,大众的消费欲望是由大众媒介创造的“概念”激发的。消费社会的营销就必须关注概念消费,通过制造概念来推介商品。“概念”营销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策略,其他商品的营销早就引入了这一策略。而且在图书营销领域,一些出版社已经自发的使用了这一策略。在其他的商品的营销中,“概念”营销运用得很普遍,比如脑白金的“年轻态,健康品”,金利来的“男人的世界”和利郎商务男装的“简约而不简单”等等一系列的概念营销。当然,图书营销也有销售“概念”的案例,《话说中国》的营销则略中就包含了概念营销策略。《话说中国》的营销过程中,在恰逢春节之时,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提出了“贺岁礼品”的概念,出版社将《话说中国》系列丛书塑造成体面、品位、新意和实惠的意象。通过这样概念化营销,在春节期间,《话说中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少年儿童出版社王一方社长在接受《市场报》采访时曾说:“现在的营销点似乎已变成了炒作点,就是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书产生一个新的话题,然后为公众制造一些谈资。所以我有时感觉我们都是搞杂耍的人,要使出全身解数来取悦读者”[2]。我们从他的话里也可以感觉到“概念”已经是出版人不得不面对的营销策略了。在消费社会,图书的出版需要制造概念,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需要营造消费点,而且也是必需的。消费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丰裕的社会,大众的消费依赖于媒介制造的概念,通过概念的消费完成社会身份的区分。图书营销应当因势利导,抓住大众的消费心理的变化,通过制造概念推进图书的销售。
在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中,图书的推介的媒介很单一,出版方和推介方二合一。通常的方式就是新书的会,而且只有重点图书才会享受这种待遇,一般的图书都是静静地出版,默默地销售。这种单打独斗的营销方式显然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而且影响力有限。消费时代的营销必须突破这种模式,充分利用媒介环境,实现跨媒介的营销。消费社会形成的前提就是社会的媒介化,大众传媒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所有角落,它们一轮又一轮的制造着神话,制造着人们消费的欲望。图书的营销只能适时地利用这个趋势,通过跨媒介的营销实现利润的最大化。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在大众媒介中,电视和广播实现的是空中覆盖,报纸、杂志、电影和网络实现的是陆地覆盖,而且大众媒介传播具有速度快和覆盖广的特点,所以跨媒介营销也就具有全方位、立体式和高速度的特点。跨媒介营销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的,比如说,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话说中国》,它就是一个跨媒介营销的成功案例。出版社充分的利用了电视、电台、报纸和网络的综合效应来推介《话说中国》,尤其是中央台《焦点访谈》。当然,出版社还利用了国家行政部门的推介力量,这也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另外谈到跨媒体营销策略,我们不能谈《百家讲坛》图书的成功。《百家讲坛》不仅制造一批明星,而且也带动了这些学者和作家著作的热销。以阎崇年为例,“《正说清朝十二帝》自2004年10月出版以来,上市3个月就累计销售16万册,截至目前共售出35万册,即将印第18版。”[3]这样的销售业绩,单靠出版社单打独斗是换不来的。中华书局大众读物编辑室的宋志军说:“阎老师以前也出书,但没这么火过。”[3]在国外也有成功的案例,“BBC第4频道播出的2005版‘理查德和茱迪读书俱乐部’节目,仅在过去7个礼拜,其推荐图书便卖出了令人吃惊的70万本,这种情况促使BBC第1频道也要推出一个类似的自办节目。”[4]这些成功的跨媒介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图书的营销需要多种媒介的联合作战,多媒介的合作是一个可以实现共赢的图书营销策略。
传统的图书营销观念都是从图书的内容出发制定推介的策略,强调图书内容的使用价值和作者的权威性。与内容相比,图书的其他方面推介相对较少。伴随消费社会的到来,这种图书推介的方式显然失去了新意。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出版社正在做图书营销其他方面的文章。图书装祯设计更加视觉化,也就是说图书强调了外在形式对读者的吸引力;现场推介活动和图书广告走向视觉化、奇观化,强调推介的视觉冲击力。这些新的变化恰恰是视觉文化的体现,视觉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视觉文化突出了“视觉”的作用。“本雅明20世纪30年代所发现的情形:文化正在从传统的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一切都倾向于展示,外观的美成为普遍追求。这种情形60年代在德波那里则表述为从‘占有’向‘炫示’的转变,外观成为视觉追求的目标。”[5]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大众产生了对视觉的迷恋;大众的注意力都依赖于视觉的震撼力,没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大众对外界事物的印象就是“无”。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要求图书营销策略实现“内容为主”向“视觉为主”的转向。
图书的物理形式的吸引力成为出版社图书营销的重要因素,外在形式的吸引力直接射中的是大众的爱美心理,有些读者的购买行为往往就是爱美心理强迫的产物。而且出版社也应到该认识到,营销的目的是将图书销售给大众,至于大众会不会去读书不是出版社考虑的问题。哈泼柯林斯集团旗下Harper Press出版社常务董事和发行人卡罗琳迈克尔也说过:“读者买书,不管他是不是读了,还是打算去读或者希望去读,但是书的那种样子、感觉、味道,这些物理形式,本身便是一大之源,吸引着读者去买它,而不管随后他们会不会强迫自己去读它。”[4]
图书营销还必须推出自己的图书广告,尤其是视觉广告。图书广告可以自由的流动于大众媒介之间,视觉广告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可以捕获大众的视觉注意力。图书营销必须能够把大众拉到图书面前,没有大众的关注的图书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是目前国内出版社对此的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刻,图书广告很少,新颖的现场图书推介活动的被认为是“恶俗”。《塔荆普尔彗星下的海啸》推介广告被认为是国内首例图书广告,《成都,爱情只有八个月》的推介活动采用了美女的方式。或许真得像某些人所说,有些书的推介方式比较恶俗,但是它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视觉推介已经到来。
总之,在消费社会和视觉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图书营销的观念应该回应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上述的三个转向是不错的研究点,而且在现在某些出版社的营销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图书的营销的观念对营销策略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营销观念符合时代的要求,营销策略才可以对路,出版社图书的销售才可以保持稳定。出版社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的更新营销观念,因为观念的更新可以为营销打开一个新局面。
作者简介:苗晓雪,女,汉族,1982年,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广告理论研究。冯瑞杰,男,汉族,1980年,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文化研究。
[1]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66
[3]邢莉云,张彦武.“百家讲坛”结集出版皆成畅销书[EB/OL].人民网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 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 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媒介融合”成为全球传媒业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重要趋势,并被视为国际性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业界和学术界也对其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和探讨。作为思维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及其内涵的充分理解是极为必要的,这是一切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基石。然而,尽管对“媒介融合”概念及内涵的探究早已不鲜见,但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共识。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词才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纵观“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人。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来演示和描述其技术边界趋于重叠的聚合过程,并认为三者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在汇集到一起”。这给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的后继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Convergence一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安瑟尼G欧廷格(Anthony GOettinger)及法国的西蒙诺拉(Simón Nora)和阿兰孟克(Alain Minc)还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和“Telel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试图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融合伴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为媒介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重大变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随之出现。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融合”以新的理解,“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尤弗亚(Yoffie)则以计算机和电话为例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同年,欧洲委员会还根据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和马塞利诺奥雷(Marcelino Oreja)的提议,将其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及信息技术产业相融合的概念采纳到绿皮书中,并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界定“媒介融合”。
第一种转换是发生在低带宽一侧的、从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IP电视。传统电视是基于专用的电视网传送的,而IP电视则可以绕开传统电视网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传送。图书、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发行过去都要依靠专门的发行渠道,而电子出版物同样也可以绕开原来固有的专门渠道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发行。
第二种转换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的从低带宽需求向高带宽需求的转换。如果说非实时的文本信息对带宽的需求还不是很高的话,图像型信息对带宽的需求就已经提高了,而从专用平台上转换过来的实时型业务,如IP电视业务对带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这种向高带宽的转换也发生在专用平台一侧,但更多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
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且视野狭窄,直至2006年,相关研究才拓展开来。而此前的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对此功不可没。这一年,她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王学文共同展开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将国内外关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对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发展演进及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两人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认识,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此外,我国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赵元珂则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关于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国语大学黄建友认为,关键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数字技术推动前提和动态过程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戴元初则从电视从业者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综上,通览国内外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不难发现,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媒介融合的现有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基于我们对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可进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面,即媒介技术的融合、媒介业务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规制的融合。
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融合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中最为本质的一点,是媒介融合的依据,它可细分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这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任何媒介类型的任何内容及表现形态均可转换为符号化的“0”、“1”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源的符码是相对一致的。这为媒介边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为不同媒体的信息内容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传输与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二,传输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网络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往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形态信息内容的传输信道由单一性、差异化走向互动联合,从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体网络传输平台,对媒介内容进行集成和分销。从目前来看,信息传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种,而且三网融合也在逐步推进,进而形成多媒体、多渠道融合传输的模式。
其三,接收终端融合。这是指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消费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终端设备,即信宿,呈现出多种功能融于一体的特征,并“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具体的终端类型,如数字电视一体机、互联网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持多媒体终端等。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各类传播媒介在行为、目标等业务实践层面的交叉愈加频繁,这使得媒介业务也逐步走向融合。具体而言,媒介业务融合可细分为以下四方面:
其一,业务形态融合。承载着媒介信息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多媒体形态,从而使信息内容的叙事形式实现融合。
其二,业务技能融合。业务形态的融合要求传媒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趋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发展。学者奎恩(Stephen Quinn)就曾针对媒介融合对记者业务实践的影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见,职业技能的融合是传媒从业者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其三,业务战术融合。除业务形态与从业者业务技能的融合外,战术上的融合同样是媒介业务融合的重要内容。根据李奇高登的阐释,所谓战术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之间在具体内容和营销管理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如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合营销战术等。
其四,业务战略融合。与业务战术融合不同,战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机构在更高层次、更长远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互动与联合。它并不要求参与战略融合的各机构都处于相同体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权的合并为前提。
业务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机构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通力合作,往往会对其在所有权层面的融合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
顾名思义,媒介所有权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过程中实现的所有权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相对较大型的传媒集团,从而充分整合媒介资源,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增强信息传播效益,打造媒介整体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来应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所有权的融合,是媒介行为主体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内涵中层次最高的一点。
从广义上讲,媒介所有权的融合,既包括传媒领域内部各媒介机构之间的所有权融合,也包括传媒机构通过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与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机构所形成的所有权融合,如传媒业与电子产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所有权融合。这一理解,恰与美国学者雪莉贝尔吉(Shirley Biagi)对“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认为“融合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消费者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积极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规制会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规制法律融合。这是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规制的根本依据。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现,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规与之相匹配,以使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规制机构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规制需要融合的规制机构。英国将原来的电信规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 ITC)、广播管制局(RA)、广播标准委员会(BSC)和无线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规制机构合并成一家新的规制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即是为了满足面向融合的规制需要。
第三是规制行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规制法律和规制机构,面向融合的规制行为就顺理成章了,这将改变过去多头规制的混乱和冲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
[2]托马斯鲍德温等著,龙耘等译.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M].华夏出版社,2000.
[4]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新闻传播,2008(2):8-9.
[5]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1):8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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