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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科是一种应用性很强、实践要求高的学科。在大学的校园里培养出符合市场要求的高素质管理人才，这就要求大学管理学科教育更多地把把握系统理论知识、练习操作技能、提升实践能力作为教学根本目标。以学科专业基础课——组织行为学为例，我们积极进行了管理类课程的改革和实践，通过教学方法的改进、课程内容的建设，努力提高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搞好课程质量工程建设，首先就要分析管理类课程的基本特征，明确教学的目标和定位。作为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组织行为学是探究一定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从而提高管理人员猜测、引导和控制人行为的能力，以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科学。具体来说，这门课程有以下特性摘要：
第一个特性是综合性。以其内在构成来看，跨越了多个学科，它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从探究对象看，包括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及组织结构设计、组织变革、组织文化对于组织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知识。系统地整合这些知识是教师搞好课程质量建设的首要环节。
第二个特性是权变性。由于组织行为学的探究对象是人、人和人、人和组织，而有关人的学问往往比较复杂，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和技术性学科通过公式、定理、程序解决结构性新问题有很大不同，同样的管理行为，可能产生不同的管理结果；同样的结果，可能由不同的管理行为造成，所以，组织行为学主张，根据不同情境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通过更多的实践教学内容，树立学生权变思维。
第三个特性是互动性。企业管理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人际互动的过程，在人际互动中，管理者对员工的猜测、引导和激励都依靠于组织行为学的科学内容。要想取得良好的授课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要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把握并实践这种互动性。作为授课教师，必须学会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寓教于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深化教学内容改革有助于建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实用课程，有利于培养社会所需的专业性人才，是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目前，国内各高校工商管理学院使用的管理类教材大多是翻译版本，尽管国外的科学探究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并拥有较为完备的内容，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很多依托国外情境获得的探究结论在中国的实践当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把握整体理论体系、接触理论前沿，又能结合中国实际，让所学知识落地生根，搞好教材内容的遴选十分重要。我们认为教学的内容构建在国外探究的成功体系之上，系统介绍国外相关探究结论；同时还要大力开发转化可体现国情、反映最新实践成果的本土化探究项目．以实现国际前沿理论的“软着陆”，使内容更加适用于高校管理类课程教学。因此，组织行为学课程一方面选用了国际公认、被众多国际知名商学院采用、由美国教授加里·德斯勒编写的《组织行为学》第9版作为教材，同时又选取由中国人民大学李剑峰编著的《组织行为管理》作为参考教材。
鼓励双语教学是教育部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向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们始终认为具有良好的专业英文水平是学生真正成为一个能和国际管理接轨、成为一流人才的关键，采用双语教学正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既能让学生学习了专业知识，又能促进专业英文表达能力。因此，在教学内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两种语言来组织课程体系，一为展现原版教材的原汁原味，二为开拓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培养专业化技能。除了选定了英文教材之外，我们还给学生预备了大量的诸如Disneyland(美国迪斯尼乐园)文化分析等丰富生动的英文教学案例，帮助学生全面提高专业知识和英文水平。
注重和行业的联系，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要求。怎样培养出符合相关行业需求的人才，开展特色鲜明的本科教育至关重要。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所以电力为特色的“211工程”大学，我校以服务电力工业为目标，培养电力企业管理人才为己任。因此，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出发点，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建设中，大力进行了特色案例组织编写工作。在教学内容建设过程当中，我们选择了许多具有电力特色的案例，诸如国外闻名的跨国公司、电力行业的巨头ABB公司的战略设计案例等，并结合教师自身参和过的企业科研项目，创意编写了中国电力企业的相关案例，力求培养和行业密切相关的管理人才，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未来电力行业的合格的管理者。
为了切实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采取经典案例学习、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现场测试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会学生建立分析组织的思维框架，让学生熟悉自己和熟悉他人，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促进他们内在素质的提高和实战技能的增强。
管理类课程的学习首先就应该把灌输式教育方式转变为启发式的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和课堂实践。因此，在开课之初，教师就和学生约法三章摘要：取得好成绩要靠自己的课下自学和课堂互动。教师充分相信每位学生，走进课堂的学生就意味着已经阅读了教材、辅导材料和案例，没有认真预备的教师将扣除学生平时成绩的得分。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个学生都是带着新问题、带着思索来听课并主动参和课堂讨论，课堂效果非常好。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仅有精神激励是不够的，把学生的表现和学习成绩挂钩能够规范他们学习的行为。我们采用了团队学习的方式，以学习小组的表现作为评价每个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分基础。对于大部分已经是独生子女的这一代大学生，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增强每位学生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具体来说，是把学生分成若干个相对等额的案例讨论小组，每次作业都要求他们以小组的形式完成案例的分析工作。课堂上，每个小组推选出来的代表进行案例陈述，案例的分析和陈述者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所在小组的成绩，只有小组的团队成绩高，每个成员的分数才能高。
日常的案例分析是考察学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统一制定了案例分析的评分标准，让学生对案例汇报的评价有客观依据并明确团队努力的方向。
该评分标准目的在于打造学生成为学术基础扎实、有创新意识、职业化素质的管理人才。
案例汇报的评分主体也进行了变革，评分依据一个是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评判，另一个是没做案例汇报的其他几个小组对汇报小组的评分，然后进行加权平均。学生之间相互测评，十分认真，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达到了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的目的。
开展性格测试等和课程紧密相关的课堂实践环节，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他们自我反思。组织行为学作为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可以帮助管理者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人格特征、喜好、能力、价值观、成就取向，进而增强管理者对于他人行为的猜测和引导能力，提高管理技能。因此，在课堂实践中，我们开展了大小近10次教学测试，包括摘要：图片投射测试、选择性知觉测试、价值观测试、MBTI的人格测试、冒险性测试、权力和影响策略测试、决策风格、领导风格测试、国际文化智商测试等。通过自我测试和教师讲解，每个学生明晰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把握了不同类型员工的行为特征，从而为他们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就业方向，并为成为未来的优秀管理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角色扮演是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中非常吸引学生的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让角色扮演者参和其中，体验真实场景，提高管理技巧和能力。在讲授到组织行为学文化差异这一部分时，我们采用了跨文化管理的经典角色扮演练习，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充分地心得文化差异的实际效用和跨文化管理的艺术性，学生们的参和热情都非常高；此外，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还采用了情境模拟的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真实场景，观察不同人对同一情境的不同反映，引导学生思索权变要素在管理中的运用。我们在课上共采用了两次情境模拟摘要：一个是决策练习；一个是传销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让学生在参和活动中把握了理论，学会了方法，学习效果十分显著。
案例教学不仅是国际上公认且通常采用的管理学科教学方式，同时也是教育部对管理类教育明确规定的必选要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框架提高分析实际新问题的能力。为帮助学生搭建组织行为学宏观层次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我们分别从组织战略、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变革几方面结合经典案例进行讲授，所选择的案例坚持了以下原则摘要：启迪聪明，契合实际，电力特色。这种教学方法很有启发性，学生参和积极，见解各异，思想碰撞之时有很多好想法、新思路都迸发出来。在每次学生做完案例报告之后，教师会进一步对案例做出具体的分析和讲解，给出学生一个导引，一种点拨。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危害性极大，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罪必须深入地研究其经济行为方面的特征，才能有效地开展同黑社会性质罪的斗争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由3人或3人以上组成的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分工，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实施违法罪活动，并建立起一定的势力范围和“保护伞”的非法组织所实施的罪。目前，理论界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观特征不能概括为追求经济利益，追求财富、荣誉和权力的三位一体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目的。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观点比较准确的。笔者赞同主流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而且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贪婪性。考察历史上的帮会组织及我国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现状就发现他们均是在主流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建立的反社会、反主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政治地位和政治理念，而是巨额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他们实施罪行为的组织罪组织的巨大动力。从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罪的初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多从事走私、开设、聚众、、绑架、非法经营等非法活动获取经济收益，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会寻求合法的经济实体来掩护非法的所得，或者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能够在一定地区或行业内获得巨大收益会使用暴力对同行之间进行排挤、打压，从而保证该组织在此行业、地区内的绝对的优势，进而获得更丰厚的罪收益。当然，为了使主流社会认可其存在，不查处或不干扰他们的罪活动或罪组织，也需要其拿出部分的罪收益去寻求政治庇护，向政府、执法机关进行渗透、贿赂，甚至直接在政府机关内部担任职务，他们所追逐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尽各种可能是主流社会留出相应的空间让其“地下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一定社会区域或者行业，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从事局部的非法控制。但是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主要是对社会的局部控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虽然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对社会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力，但它还没有发展到“黑社会”的程度，不能对整个地区或者社会的较大方面有影响力，只能是控制或者影响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这里的“一定的区域”，通常是在一个区、县或者乡镇范围内，有些较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范围只有几个村庄或者是市场、码头、车站，少数发展时间较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能够扩展到一个较大的城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和影响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控制区域或者行业内的所有方面，通常还没有达到使该区域内的正常社会完全受制的程度，只要该组织在区域或者行业内实施了大量违法罪活动，群众受到欺压、残害，并认识到或者感觉到该组织的非法控制和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受到该组织的严重破坏，就可以认为这一组织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和影响。第二，称霸一方，实行垄断经营。黑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不仅要有管理者、控制者黑社会组织成员，还必须要有被管理、控制的对象固定的场所与稳定的人群，而稳定的人群与固定的场所的结合便形成了社区或行业。这既是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对象，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活动的空间。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一般都控制相对独立的、垄断性的势力范围，在一定区域诸如某一村、乡、镇、县、集贸市场，或者在一定行业诸如建筑业、运输业、娱乐服务业、手工业等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欺行霸市，垄断集贸市场，形成非法控制或者产生重大影响，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同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同时及形成之后，通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罪活动，或凭借其政治、经济、人员、罪装备等资源和实力，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所提供的非法保护，在主流社会行政区域之内划定地下控制范围，并以暴力或其他手段营造黑社会恐怖气氛，把触角伸向一个或多个行业，或称霸一方、或划分“势力范围”，在主流社会中建立一个社会控制体系，俨然是国中之国。当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争夺和保护自己的地盘，各个组织之间也不惜“火拼”，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内插手地方经济活动，控制、垄断某些领域，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从而使合法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此外，他们还在自己的“地盘”内，向商家强收“保护费”，要求提供“捐款”和“赞助费”等，群众敢怒不敢言，扰乱了社会的安定，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经济贪婪性的特征不断地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武装自己，发展壮大队伍，进行新的、更高的手段的罪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渗透到经济领域，通常从事非法经营，但也不排除从事合法经营的可能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体在追求经济目的的同时，更在于追求对某一经济领域的非法垄断和控制。当然，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发展到高级阶段，已经形成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罪时，不排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可能会为了进一步追求合法权而介入政治，直接或间接地掌握政治力。但是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发展现状来看，为了维护罪收益会拉拢、腐蚀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其基本的目的不是为推翻社会，改变现状，而是为该组织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提供种种便利条件，使该“非主流”社会能够长期得以存在和发展。他们看重的还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此外，暴力性、敛财性和腐蚀性是当前黑社会性质罪三大行为特征，它们共同维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为了巧取或豪夺，往往在手段上具有凶残性和暴力性，并会针对特定的人和物，用非常手段敛财，和经济的贪婪性紧密相连。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往往软硬兼施。所谓硬手段，就是暴力手段，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起家的资本，也是该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所谓软手段，是与暴力手段相对应，主要就是拉拢腐蚀的手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收买人心，扩展社会关系网的资本投入。软硬两种手段并存，交替使用，是黑社会性质罪的两根支柱，两者缺一不可。这就表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想存在和发展，达到称霸一方，获取丰厚罪收益的目标，就必然会实施大量的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甚至放火、人等暴力罪行为。当然不能排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合法经营的可能性，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往往也会使用暴力手段对其他的经营者进行排挤、打压、恐吓，因此可以说暴力手段也是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争夺地盘、争斗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暴力手段的使用，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它是扩充实力必备的手段，一般采用暴力殴打、绑架、抢劫、伤害等赤裸裸的手段，在其组织内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罪凶器，如等，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违法活动或罪活动，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或威慑力;同时，不同的罪组织之间为了扩大地盘，获取行业垄断或争夺罪收益，彼此之间会使用武力或暴力解决争端，对他们来说，暴力和武力的强度直接决定该组织的实力。为达到称霸一方，获取高额罪收益的目的，惨无人道，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显示出明显的疯狂性和残暴性。他们的所谓经济实力，就是依靠这种暴力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内，它是一种维持组织内部秩序和纪律的手段。对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讲，一方面，暴力成为加入罪组织的必要条件，是组织内部迅速提高自己的地位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暴力是与国家司法机关抗衡取胜的能力，是组织内容权力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使用暴力使人敬畏，确立其在组织内部的权威和地位，并得到下属拥护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组织内部有人违了帮规和纪律，将会受到帮规的严惩，轻则体罚，重则导致残疾甚至死亡。这些行为准则的核心就是对组织的忠诚，绝对地服从，不得背叛，在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威慑力或约束力。而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统一的物质支持。而他们的所谓内部秩序和凝聚力，也是依靠这种暴力来维系的。 [2]张明之.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浅议[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超级秘书网
自20世纪初起，组织理论层出不穷，以时间为序，主要有古典组织理论、新古典组织理论、现代组织理论。
古典组织理论起源于20世初，其代表人物为泰勒。泰勒通提出的“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计件工资制”等思想，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随后，行政管理理论代表人物法约尔提出管理五大功能和著名的“法约尔跳板”，组织的上层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而可以集中精力解决重大问题，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官僚制的特征，指出官僚制适用于各种环境，是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基石之一。所以，古典组织理论从制度规范的角度研究了行政组织。它的特点在于是基于经济人假设，认为推动人的积极性的是严格管理、金钱、严厉监督、强制性服从等外部条件。而且该理论侧重于用一种封闭的模式对组织的内部进行静态研究，忽视了对组织动态变化和组织社会需求等的了解。
该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人际关系到人类行为的科学过程。梅奥的霍桑实验证明了工人的社会属性。从此，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从对组织本身转向组织中的人。他们认为必须重视成员动机、效率研究，主张建立一个和谐有效的组织。后来马斯洛提出“需要层次理论”，认为需求只有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依次满足，人的满足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组织效率及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麦格雷戈提出“X、Y”人性假设，认为激励人应从工作本身出发，提倡“工作丰富化”。与古典组织理论相比，新古典理论更加重视从人际关系、工作满足、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社会心理因素入手，研究人的因素和行为对组织及效率的影响，组织只有给予人们自我实现或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机会，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率。
西蒙开创了决策的研究。他认为，“如果把所有因素考虑进去，决策就是行政的中心。”管理就是决策。组织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成立组织是为了提高人的理性，规范人的行为使其更接近抽象的理性，进而做出合理决策。巴纳德认为，行政组织是一个有机的开放性系统，是受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影响并与之相互作用，从而保持组织功能与社会环境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权变理论，它主要研究组织结构及各种组织特性与组织的技术条件环境因素的变量关系，认为组织权变关系依据环境自变系数和管理因变数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不能用单一的组织结构模式解决所有的组织设计问题。近来西方公共组织理论的趋势是把经济学引入行政组织的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公共组织即政府的行为。
陈振明关于公共组织的定义是：狭义的公共组织就是指国家机关组织[1]。公共组织有如下特点：公共性，以谋求公共利益、为公众服务为出发点，政治家理应反映公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政治性，虽然组织形式上是以全社会利益为代表，进行社会管理活动，但统治阶层或集团的意志会曲折地渗透其中；绩效考核困难，公共利益大多是抽象模糊的，公共目标是多元的，社会和公众对公共组织的角色期待也不同，对公共组织的绩效理应公民评价，且有制度保障；低效率，公共产品有排它性，缺乏竞争对手，而且资金充足、无须考虑成本，所以很难分析投入与产出之比。由此公共组织失去了创新公共品品种和供给方式以及持续改进的公共品质量和效率的动力。
官僚制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和追求效率的特征一度适应并促进了工业文明。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僚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上述各种理论都是在一定的人格假设之上提出的，目标是追求效率提高或利益最大化。关于假设，古典理论家认为最有效的组织是最令人满意的组织，但这必须基于完全理性的人与最优结构组织的结合。显然，这两个假设的可实现性有待探讨。关于制度，传统的官僚制基于过程而非结果，工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迅速变革的需要。关于产品，公共服务产品占有垄断地位，没有质量、效率可言，更没让消费者选择的自由。科层制下政治家基于自身利益，会采取一些短期行为，造成赤字财政、国债膨胀等现象，严格的科层制组织中还会出现“彼得现象”，导致不可避免的堕入低效率陷阱。但实际上，行政价值观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公认的社会基本价值，如自由、正义、秩序、公平、民主等。这些有广泛基础的价值理念理应优先于传统行政理论所强调的效率价值。科层制强烈的专业技术崇拜和固定的专业化分工使政府功能衰退，缺乏统筹的有机统一，导致政府陷入重叠交叉、臃肿庞大、严重分割的境地。最后，在传统的科层组织中，信息由最高层管理者掌握，命令是自上而下，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公众获得信息速度也很快，脑力劳动者数量和质量在上升，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和自我意识增强，对命令、指挥不满的现象增多。
科学技术革新对组织理论及其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有的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一套管理思路、方式变得不合时宜。随社会发展，公共组织开始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使政府黑箱操作受到谴责。同时，政府如何回应并以什么态度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成为问题，旧的权利平衡被打破。所以，公共组织开始面临一些新的变化：如全球化淡化了地区和行政区域，形成一种新意义上的以利益为纽带的距离概念，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网络结构的组织模式，从而改变了行政机构的决策方式。这对公共行政形成冲击：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价值观取向更为复杂，须在效率、公平、国家乃至全球公共利益等相互冲突的目标体系中寻找更优的平衡；二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人对国家政府的依赖减弱，而因绩效低下、腐败机会滋长使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2]。
民主是人类的政治理想，也是制度安排、公共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洛克认为，政府权利确立、应用，甚至更换都需要经公众同意。卢梭提出“人民”，即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是国家的主人，有权选举公职人员，拥有对政府的监督、参与权。由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以人民和代议制理论为核心，形成近代民主理论。此后，又有精英民主理论、新自由主义、新等民主理论。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民和意愿，实现社会正义、公平，反对滥用权利和行政无能。民主思想强调政府代表公众利益的职能地位，强调公众参与，强调政府信息和公共政策的公开性，反对组织自利、代表派利益、反对专业主义等[3]。但是科层文官却非经选举任用，他们只对科层负责，不能受到被人即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在科层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官僚组织是职业化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明显处于弱势，与行政民主的价值取向相背离。公众的自主和独立意识、民主需求增强，要求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有更大的自由，对采用传统管理方式的政府形成了挑战。
随着技术经济、信息革命快速发展，组织面临的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封闭的环境，而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动态环境。只有进行组织变革，才能使组织适应新环境，并获得持续性的生存与发展。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有赖于组织整体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有赖于组织内部所有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并且不断学习。于是，学习型组织应运而生。学习型组织是由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提出的。学习型组织认为，组织成员、工作团体、整个组织都要学习；学习是一种持续性、战略性运用过程，并与工作结合；学习的结果是知识、信念及行为的改变，并可强化组织创新与成长的能力。学习型组织的特征在于其开放性、分权、信息共享、鼓励创新等。它充分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对组织管理模式变化的要求，体现了组织对学习的重视。构建一个有弹性的、开放性、创新性的更能适应快速环境变化的学习型组织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特别是被以营利为目的的非公共组织所青睐。但随着公共组织面临的挑战，学习型组织对各个组织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习型组织提倡：一是“终身学习”，即要形成组织良好的学习气氛。二是“全员学习”，即组织的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都要全心投入学习，尤其是经营管理决策层，是决定组织发展方向和命运的重要阶层，更需要学习。三是“全过程学习”，即学习必须贯彻于组织系统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四是“团体学习”，即不但重视个人学习和个人智力的开发，更强调组织成员的合作学习和群体智力的开发[4]。学习型组织通过保持全员学习的能力，使新知识和信息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使组织时刻保持进步的根源，即充分的信息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从而提升组织克服困难和成长的能力，使之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之前的理论都承认人是有限理性的，而学习型组织提出“系统思考”，这能使组织的理性最大化，符合组织成立的初衷。
学习型组织在公共组织中运用的结果成立了这样的公共组织：层次减少、组织咨询化、系统开放化的特征。这可以带来以下好处：第一，精简人员机构，节约成本；减少内部沟通时间，减少信息传递失真，避免信息不对称。第二，形成部门相互协调的机制，有助于加强合作满足知识在组织内部流动的需要。第三，减少权利距离、增加组织的亲和力。第四，减少固定僵化、开放化有助于监督，确保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确保公民社会的建立，而监督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实现。第五，学习可以使组织对信息保持高度敏感，提高组织沟通能力和管理效率。
彼得.圣吉认为，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学习型组织理论把知识纳入了管理的范畴，包括存在与组织内外的各种技术、技巧、管理经验等。另外，他提出了“学习型的人”的人性假设，认为学习是人的天性，所有人都能不断地进行系统思考、不断自我超越、不断改善心智模式并能积极参与组织学习以及在共同愿景下努力发展；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群人对组织都有价值[5]。从而，人成为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
彼得·圣吉认为，既然人是渴望学习、有能力学习的个体，那么组织中的人是可以被授权的。对此，根据现代管理学思想，应加快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交流信息化、组织系统开放化的进程，对员工授权、让员工参与管理，使员工与领导者变成合作关系。在这样的组织里面，个人能够真正自我实现，优秀的人才为公共组织所吸引、留住和使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种人性假设对传统公共组织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产生很好的抑制作用。
传统的组织理论要么重视组织内部层级，忽视环境的存在。要么把环境夸大为完全不确定因素，组织只能够消极被动的适应。公共组织与公众彼此之间缺乏信任。而学习型组织理论把组织与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学习型组织理论认识到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并应该承认这种不确定性并积极地面对。组织的系统环境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员工等不仅是管理组织系统的管理对象，而且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管理组织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公共组织只有不断强化学习，才能适应环境，而且能对其进行预测，很好地回应顾客、公民的要求，增加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公共组织系统与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学习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于组织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互动的基础之上，组织如何进行学习和学习什么则体现了一定阶段社会变化发展的新趋势。所以，学习型组织倾向于一个“能够有意识、系统和持续地通过不断创造、积累和利用知识资源，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从而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6]。由于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外部社会环境也在日益受着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型的社区、学习型的社会以及学习型的政府等不断兴起，这些就有效地促进着社会产品生产以及服务能力提升，从而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有效交流，提供社会真正所需的公共产品。
如何真正使公共组织有效的服务于公民社会，任重道远。如果说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确立了传统的公共组织范式，那么，在面对从工厂化到网络化的新时代，学习型组织就是公共组织可取的一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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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企业唯一持续的竞争力就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学得更快[1,2]。这是对组织学习能力提出的挑战。要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就要深入研究组织是怎样学习的。
组织学习的概念首先由March和Simon于1958年提出[3]。有关组织学习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增长。但我国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尚处于刚刚开始阶段，仅有少量的初步研究[4~9]。
目前，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存在着许多争论。下面就5个主要方面对组织学习研究的进展与争议加以概述。
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和繁荣必须有其必要性。在对组织学习研究的必要性上存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对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与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的区别上。现在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管理界，人们往往混淆了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这两个概念。从而导致了学者们对“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二者之间差别的讨论。首先从字面上来讲，组织学习更侧重于组织学习的过程，而学习型组织则更侧重于描述一种具有某种类型特征的组织。在这方面有过很多经典的阐述和总结。
Tsang（1997）认为二者有以下差别[10]：（1）组织学习强调的是“一个组织现在怎样学习？”，而学习型组织强调的是“一个组织应当怎样学习？”（2）组织学习是一个描述的问题，而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诊断的问题；（3）从目的来看，组织学习是分析取向的，以研究为目的，而学习型组织是行动取向的，以诊断为目的。由此可以把文献分为两类，二者有各自不同的专业会议、杂志等；（4）组织学习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于经院学派的学者，而学习型组织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咨询者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者。因此，在学术会议上很少有实践者，而在实践者专业会议上也很少有学者参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参与探讨两个方面的主导人员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组织学习这个新名词一时未形成统一观点，以及其难以把握性，从而减弱了实践者对它的接受度。
Leitch等（1996）认为[11]，二者之间存在以下差异：（1）作为分析研究的组织学习，主要是观察和理解组织学习的现状，而学习型组织主要是研究还没有存在的理想组织；（2）组织学习关注学习结果和成就，而学习型组织关注的是学习过程和学习目的；（3）组织学习的文献大都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目的是提出理论或者通过科学研究来验证理论观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成果往往是高层管理者的成功案例研究，而且它们利用的是组织学习文献中提出的概念和方法。
虽然可以把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的具体研究方面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但是实际上学习型组织是组织学习理论的一个领域[12]。学习型组织的研究者主要是探讨组织在什么条件下学习，是对组织学习条件的研究，而学习条件是组织学习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型组织所应用的大部分概念和方法是从组织学习领域中借鉴的，实践中创建学习型组织也会丰富这些概念。所以说，组织学习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对实践产生深刻的促进作用，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关于什么是组织学习这个问题，Argyris等（1978）认为[13]，组织学习的本质依赖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组织。因此，如果一个人把组织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就会得出组织学习的核心就是信息的通道和信息的流动，以及反馈过程的方式。以上观点后来为许多学者所扩展[14~16]。不过，在各个学科间存在一些争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争论，是从个体/认知角度来理解组织学习，还是把组织学习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把组织学习看作是个体/认知过程的观点在北美的文献中很盛行，以Argyris（1978）、March（1996）[18]、Huber（1996）[19]为代表。这些学者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个体加工和解释信息的过程来发展组织学习的模型。Cook和Yanow（1993）[20]认为，因为个体学习理论本身就没有统一，所以这些学者不会找到很好的证据来把个体学习的理论外推到群体层次上。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并不存在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他们二人认为，组织学习中基本的分析单元应该是小组。也就是说，要分析共享主观意义的获得、保存或改变，或者分析小组的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二人的模型也可应用到大规模的正式组织，或应用于分析组织中的次单元。其实，在组织学习的理论和文献中，并没有对更大而更具有战略性集体的共享意义进行研究[21,22]。
第二个争论，组织学习是一个客观的技术过程，还是一个主观的情感过程。前者重视理性的、数据和信息加工过程，后者重视组织活动中非理性的、潜在动机、情绪和机会；前者在干预组织流程的时候，会采取诸如计算机辅助的决策和会议等系统，而后者则会从情绪和亚文化等方面来对组织进行干预。
虽然组织学习的诸多研究学科和诸多不同的研究者对组织学习的理解出现了上述的种种所谓的分歧，但是要完整地看待这么复杂的组织学习，必须整合这些观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组织学习。
第三个有争议的方面，是组织学习的研究方法。缺乏实证研究常被认为是组织学习研究的一个主要缺陷。而强调数量的实证主义方法与强调语言和意义系统特殊性的建构主义方法之间的争议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歧。二者之间的主要特征见表1。
这个分歧在社会科学中是普遍的。一般来讲，美国学术界更加偏好数量方法，他们在管理科学领域中的期刊风格和研究培训风格都强调实证主义方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的质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个争论存在于组织学习研究的主流中，但在咨询应用中，一般不采用数量方法。这是因为，企业希望用快而方便的方式来诊断和改善它们的学习能力[23]。
以Easterby-Smith等人看来，对组织学习进行测量常常会出问题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持有的根本假设。他们认为，“你如何把某事物分类并加以测量，依赖于你怎样看待这个事物和你把它与什么事物相区分。”在组织学习领域有很多不同的存在论观点，越想准确地测量组织学习的本质和范围，那么就越容易所谓的“分类错误”[24,25]。因为，对一个组织有很多种看法（如大脑、机器、心理监狱、系统等）[26]，所以把一些不同的前提假设应用到组织学习模型时，就会有很大的方法论的危险。因此，研究组织学习时最重要的伦理道德是，首先需要严格地构建诊断问卷的结构效度，其次要提醒使用者和顾客明确其中可能的分类错误。在组织学习的理论探讨中，组织学习的多层次性已经得到了公认。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多层次的研
在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这里，我们只讨论两个。
第一个，是对渐进式学习和激进式学习之间区分的争论。March（1993）就持渐进式学习的观点，他们认为渐进式学习在组织中最普遍，也相当有用。如根据顾客需求不断改善产品就是渐进式学习。在一些渐进式学习的行为中，如果要进行激进式学习就会花费很大，因为它需要充分利用组织中未利用起来的所有知识和数据。Argyris和Schn（1978）则是激进式学习的倡导者。他们认为，组织通常都可以遵循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浅层的学习，是渐进式变革中的主要表现）的原则，但是开发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深层的学习，是激进式变革中最核心的部分）的能力是更为重要的。Miner和Mezias（1996）认为[28]，上述两种学习都是很有建设性的，因为他们都把各自所强调的学习类型加以清晰的界定，而且二者也慢慢地结合起来。现在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观点越来越被认可了。Snell等就发现，在相同的组织中会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职位低的职工趋向于单环学习。
从战略观点来看，授权下属来实施激进式变革，会提高组织的适应性；从心理学和组织发展观点来看，则会广泛地提高组织对职工的承诺；但是，从组织理论的观点来看，授权会因利益的不一致性而引起问题。Nielsen认为，接近高层的领导者的三环学习（triple-loop learning：对自己学习过程本身的不断反思和调整）会产生所希望的社会变革，而组织低层的双环学习和单环学习则必须在有权力的股东的支持下才会发挥作用。可以看出，没有权力的强烈支持，激进式学习就很难实施。
第二个分歧是组织发展（OD）领域中的阶段理论和循环理论之间的争论。Argyris等持阶段理论观点认为，组织过程和进程阶梯之间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阶段2的开始要以阶段1的完成为基础，高级的阶段要优于低级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还认为，存在一个组织希望达到的最终理想阶段。然而，Dixon（1999）[29]则持循环理论的观点，把学习型组织看作是不断努力和改善的过程。循环模型一般都来自于Kolb等（1971）[30]或Revans（1978）[31]，他们把组织学习综合为数据搜集、反思、概括和实验等几个连续阶段。但这里也会有简单化的危险，即把个体学习简单延伸到组织分析的层次上。
每种模型都有其优点和不足，因此研究模型适合的条件是重要的。但是二者也有结合的可能：阶段理论用来做诊断，循环理论用来作为行动的基础。在描绘组织学习能力发展阶段上，线形模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法[32]。
在组织学习文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研究，那就是权力的问题[33]。对权力的研究，既可以在群体层次上也可以在组织层次上进行分析。Easterby-Smith等（1997）认为，可以采取更为人性和质化的研究观点来研究权力，因为这些方法对差异和过程问题特别适合。Kanter（1989）认为，如果组织消除等级制度和结构界限，那么，人际关系将从纵向（命令）转为横向（同事关系）[34]。因此，群体将对正式的等级制度提出更为强烈的挑战，也更为反对将要建立的新的规范和框架。这就是学习型组织文献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尴尬：结构变化也会降低其操作性，除非有一个可以导致认可共同利益的相互学习的过程。渐进式学习和激进式学习之间的争论也反映了对权力的不同观点。前者反映了渗透的观点，而后者允许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合作和深度访谈。这与组织学习伦理道德的观点有关：企业究竟是想用学习型组织来使职工服从和承诺，还是代表了真正想在集体行动学习中建立一种协调的相互关系。
组织中的权力与组织政治不可分割。对组织中政治的理解有两种观点：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批评主义的观点。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组织中的政治就是获得、发展和应用权力以及其它资源来获得所需要的结果。而批评主义的观点对功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Senge（1990）就认为，组织政治功能主义的观点，对真理和事实的扭曲理解充斥着大多数组织。Knights和CaCabe（1998）认为[35]，组织政治关注的是有意义的秩序如何建立的过程。Lave和Wenger（1991）认为[36]，“学习”包括身份建构的过程，因为学习者在学习发生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为了分析这种形式的学习，需要考虑其所在的单位组织政治和社会因素。Coopey（2000）研究后认为[37]，组织的政治活动可以作为创设组织学习心理空间的一种方法；组织间学习是社会层次上政治活动过程的结果。而创设学习空间对政治的启示是：可以激发创造和确保决策的警觉性，可以重构知识，可以保持动态平衡。可以通过自由的政治活动来激发多种观点，从而使决策更为完善。同时，通过一个开放的政治形式，可以创设差异和多样化共存的组织环境，这对于组织学习是相当重要的。Blackler等（2000）认为[38]，政治既是集体活动的产物，也是集体活动的中介。也就是说，组织学习既可以使组织政治变化，而组织政治也可以影响组织学习。
任何领域研究的发展都有其相似之处，在对组织学习进行了这么多年探讨之后，在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构之后，现在很多研究试图建立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Vera（2004）[39]等试图探讨战略领导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以及组织的发展阶段、组织的规模等方面对组织学习可能造成的影响。Somech（2004）[40]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组织学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于海波等（2004）通过大规模调查探讨了信任气氛对组织学习的影响，组织学习对个体的满意度以及组织层面的组织创新、主观财务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当然，组织学习机制模型的建立有待于对组织学习各个方面的深入探讨，以及对这些研究结果的及时综合和验证。在我国条件下，只有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大规模综合研究的探讨，才能建立我国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建立对于理解组织学习在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中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由于对组织学习的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它们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都有许多区别，因此需要有一个整合的理论观点来对组织学习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便为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奠定理论基础。更为迫切的是，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来对组织学习进行更具说服力的探讨，从而逐步建立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尤其是对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学习本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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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环境分析,讨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它们将在内容上以知识管理、人文管理为主向多元化发展迈进;管理结构、管理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管理理论研究对象和管理实践主体也会发生巨大变化,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也更加多元化。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潮流扑面而来。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因素,以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网络经济,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中的全球化特点,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贸易方式,同时也在影响着有关组织的种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给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试从以下方面讨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
一直以来,管理理论的内容多数是针对企业这个组织而言的,管理实践更多的也是关注企业这个组织,两者的主题大多是围绕企业内部外部资源的利用发展情况这个中心。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知识、技能、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无形资产的产生和应用,这使得每个国家都把发展教育、加快科技进步、加强无形资产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而管理理论和实践也从当时局限于企业的管理和实践拓展到其他任何组织和单位的发展,从重视企业资源的硬件资源到重视企业的软件资源,从重视物的有效利用到以人为本,从围绕组织自身的单独发展到重视组织与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和谐发展。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组织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致胜的关键已经不再是仅取决于各个组织的先进的设备、厂房等有形硬件资产,更多的是依靠商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而在管理实践中重视无形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理所当然。与之相适应,围绕无形资产管理进行创新也就成为现代组织管理创新的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知识管理将会成为一个大主流,知识管理涉及了许多的相关研究领域;但它并不只是一种管理理论,而是涉及到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哲学等多个层面。未来,知识管理这个课题将日趋重要;同时,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将会努力建立一套有效、循环运转的知识管理系统,在一些企业内部,企业甚至有类似知识主管等职位出现。
无论是在管理理论的进程还是在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的文化建设一直是一个讨论主题。以往的组织文化,如企业文化建设在2世纪以前多数是围绕本土化运转的。在网络经济新时代,由于时空限制被打破,像企业文化界流行的“欧美以法,东亚以情理的企业文化界限将不那么泾渭分明了。由于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开始对各自组织文化尤其是企业文化开始进行反思、研究、整合。因此。在未来,各个组织文化的建设将会摈弃各种限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这也会成为一个趋势。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威力引领着我们走向网络经济新时代。这种网络经济,促使着现代管理结构向灵活化的趋势发展,而这种趋势的发展正影响并改变着一直以来的主流组织结构传统经济环境下的“直线制和“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当现代组织结构形成灵活化新趋势之后,世界许多先进组织尤其是企业管理者都着手研究以虚实结合的领导控制体系、职能整合的灵活机制和动态调整应变的管理思路来保证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不断显现出动态化、灵活化的特点。就设立现代企业组织结构而言,建立起一流的领导控制体系,实现组织结构的虚实结合,要求企业内部设置一个由类似总经理职位直接授权的调控机构,在企业内部中层管理部门和上下管理层次之间进行协调,使组织结构既能形成一个网络,同时又兼具经济性和灵活性,这就保证了组织结构弹性、灵活性的空间。营造灵活性机制,对组织结构实行职能整合,要求企业对关键职能部门进行适度有效的集中,而对非关键部门则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逐步进行科学合理的细化和分散,以期完成企业的目标。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结构另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在组织内部对于职位的设置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的职位设置多数是依据发展组织硬件环境这个要求来设定的,因而职位的设置多数是类似“生产部“营销部、“业务部等这些部门;而现在,组织同样关心软性环境的发展甚至有些组织把发展“软环境放在首位,当然这要视组织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而笔者认为最好是能“两手都抓,并且两方面的发展都要保质保量的进行。现在,很多组织在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组织的“软资源,如何建设一流的有特色的组织文化,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能源效率,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自我学习能力等,这样在组织内部可能会增设关于提高组织成员学习能力、研究组织成员身心状况、研究人力资源、研究组织与社会和环境关系、研究组织道德与商业伦理等的职位,如“人力资源研究部、“学习部、“员工心灵之家等部门职位,而这些行动将会对组织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领域已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一直以来,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和实践多是以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为背景产生的,可以预见的是信息技术社会给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带来的将会是革命性和全方位的影响,并且这可能会涉及2世纪管理学关注的所有主题:管理者与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组织战略与竞争、管理创新与组织变革、组织道德与商业伦理等。
管理方法的创新和以前的相比将会更加倾向于依靠计算机技术手段,解决决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管理方法将不断增多。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已经且正在快速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随着2世纪信息社会的全面到来,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管理手段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计算机了。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为管理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实现了很多在没有计算机时管理者所想象不到的管理目标。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尤其在企业管理中,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管理方法的创新将会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于更加重视知识的“整合、“集成等,所以,许多新的方法的出现,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一个专业管理的问题,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或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因而可以说的是在未来,解决综合性问题的管理方法创新的研究课题和管理实践也将会增多。
同时,管理方法也围绕“以人为本这个主题向人性管理迈进更大一步。未来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除了依靠计算机技术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也将会更多地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可能会通过适时地举行员工联谊会,设立高层领导和基层员工互换岗位活动,设立高层领导接见日等等这些人性化措施来补充单纯依靠技术解决问题引起的不足。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都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对管理方法不断进行创新。
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还是管理过程学派创始人法约尔的管理科学,他们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针对企业这个组织进行的,而缺少对其他组织的研究,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假设人为经济人,研究主题也主要是围绕提高生产作业效率这个主题,法约尔则侧重于组织高层管理理论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它们也进军除企业外的其他组织,开拓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另一片天地。
就学校、等这种担任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的组织而言,它们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关于教育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等理论著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深化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推动教育改革实践、“公共改革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发展、“医学理论与实践等的文章见诸媒体。这些学校、等组织又根据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更新完善这些管理理论,人们常在生活中体验各种教育、医学研究新成果在应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因为追求人类社会各组织的和谐发展,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组织的运作效率是每一个组织在市场经济中都应该奉行的原则和标准。
银行、保险等这类兼具公共性和市场性产品需求的组织,在早期,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基本上也是很少触及这些课题的。现在,关于这些组织的管理理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管理实践也越来越丰富。因为这些组织是担任社会信用中介具有性质的角色,因此,它们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更具特色。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家关注行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工商管理、物业管理、地产管理等等,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都会越来越完备,实践也将会越来越丰富,这都将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一直以来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的发展,管理实践充实管理理论的发展。每一次管理实践的成就都推动管理实践向前迈进一步,而每一次管理理论的创新都引起管理实践新的飞跃。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除了两者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外,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历史上经典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如木桶定律、马太效应都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早期,管理实践很多是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没有整理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有很多著名的伟大工程:长城,兵马俑,但是,能够称为系统“管理理论的著作不多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只是有很多类似记传、纪实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但是不管怎样,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没有系统的文字记录而消失。相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可以说是有非常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一般有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心理效果、政治效果、文化效果等等。但是以往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效果研究多是侧重经济效果,即研究在管理实践中管理理论的应用效果可以提高各项经济指标百分比多少,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几等等来计量;如泰罗著名的铁锹试验,在这个试验中他甚至非常精确地计算出他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从原来的6吨提高到59吨。但是对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效果将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就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社会效果而言,在未来,组织的行动效果衡量如果有社会效果社会效益这个指标,它们的行动将会更具有全局性,就以盈利为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更加注意企业的行为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长远利益的影响,目前很多企业都开始或已经在执行国家制定的各项环保政策任务。如果组织将更加注重人性管理,把组织成员的各项心理指标也纳入组织管理绩效考核中,那么因为组织成员受到关注而身心发展将会变得更加健康,进而在组织中可以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活动氛围,这就是心理效果。而不管是心理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等,这最终都会影响组织的经济效果并用最直接的数字量化表现出来,这对组织的发展无疑是会有触动的。在未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将会更加多元化,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组织的完善,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发展将会更加多元化,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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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发表后，社会上就掀起了一股研究探讨组织学习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学习型组织理论一经提出，就成为了全世界组织建设的焦点。也受到了教育界和管理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小学学习型组织建设问题也应适应时代的变革，转变教育理念和方式，不断推进组织的创新与发展。
“国内学者中对学习型组织的定义中，比较典型的是郭咸纲的定义，他认为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①
方国才、蔡守龙在（2003）《营造学习型学校》中分析得出有三大问题影响学校学习型组织建设。首先，“学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重机构、重权力、重章法而没有从根本上真正重视人的问题。”②虽然也有不少学校倡导“以人为本”，但教师的潜能、积极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次，“学校管理与文化建设相脱节的问题”。指出，“忽视管理中人文取向，实际上就是没有意识到管理不仅要讲究秩序、追求效率，它更是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再次，“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现行组织管理、运行机制相冲突的问题” 。教师的专业发展更多的应该与新课程的改革相联系。“提高课程的实施水平、课程的二度开发能力，这需要学校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而目前仍有不少学校在组织管理、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与教师专业发展要求相冲突的地方，存在着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障碍如管理理念落后、组织结构死板、工作方式缺少灵活性”，“教师之间相互合作和学习的研讨的氛围不浓厚等”。
孔宏、吴岩在（2005）《构建学习型学校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中，把阻碍学习型学校组织构建因素称为构建障碍。并通过设置调查问卷，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处理与分析，将当前构建学习型学校存在的障碍分为五种即“自我超越层面的构建障碍”③。表现为“工作方式缺乏创新；工作与学习分离，对于教师职业的认同度不高；个人愿景、个人现况不能厘清”等。“心智模式层面的构建障碍”。如“思维方式固有化”；“高层管理者对教师的评价缺乏实际检验”等。“共同愿景层面的构建障碍”。如“学校共同目标形成方式缺乏民主；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分歧较大”等。“团体学习层面的构建障碍”。表现为“学校各团体中隐性知识比如个人教学经验、科研经验等被看作私人财产，不能与别人分享；人们仍然普遍存在习惯性的防卫心理”等。“系统思考层面的构建障碍”。如“学校作出工作方针与政策的依据过度依赖于经验和惯性；学校不同部门缺乏有效合作”等。
前者认为影响中小学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管理机制、文化建设及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后者还论及了评价机制、团队建设、组织内有效合作的问题。共同分析了学校组织建设的微观因素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影响学校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宏观因素，如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法规的干预，社区环境的影响等。而且也没有指明哪一因素对于学校的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
张英、张民选在（2005）《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学校》中还提出要加强外在因素建设。增加政府和社会对学校的人、财、物的直接和间接投入，以“促进社会对教育的关心”。④“学习型学校不仅要促进全学校的学习氛围，促进学校和社会的互动，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了解当前的教育现状，让全社会的人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如何为教育事业作贡献，以促进社会对教育的关心为己任”，实现教育的社会发展。
程水栋在（2006）《探析学校学习型组织构建的基本思路》中倡导还要加强学校组织的可持续学习能力。包括“开展研究性学习，致力于学生的可持续性学习”。⑤努力“让学生真正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形成学习方式变革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师生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
综合上述观点，研究者认为，学校应施行“以人为本”的民主管理机制；做好领导和教师角色的转变；构建学校发展的共同目标；转变评价机制；加强文化建设；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开展研究性学习，致力于学生的可持续学习；促进社会对教育的关心。可谓见仁见智，论及的较为具体、全面。
关于学校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大多采用查阅文献和编制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研究的。从研究关注的对象来看，关于乡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学习型组织建设的较少。应采用多种方法从多角度和维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经研究表明，学习型组织理论在中小学学习型组织建设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这些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和中小学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有助于中小学校更好地明确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方向。中小学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不仅是学校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事业，而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支持的一项事业。抓好学校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将会更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张淑萍. 解读学习型组织[J].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2）.
[3]彭赓，李敏强，寇纪淞. 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研究[J]. 中国软科学，1999，（12）.
[4]陈颖文 ，杨军民 ，魏海军. 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内涵[J]. 中国电力教育，2003，（Z1）.
[5]张声雄. 学习型组织理论概述[J]. 中国人才，2003，（2）.
[6]黄爱玲. 彼德・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内涵与特征[J]. 教育评论，2003，（5）.
[7]鲁威，徐彬. 高校学习型组织建设研究[J]. 新西部（下半月），2009，（12）.
①张淑萍. 解读学习型组织[J].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2）：6-8.
②方国才，蔡守龙. 营造学习型学校――学校学习型组织建设研究构想[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5.
③孔宏，吴岩. 构建学习型学校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J]. 教育与职业，2005，（32）：14-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组织研究的最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基础上广泛吸取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思想，修正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产业组织理论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理论等纳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如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说明组织的效用来自交易费用的节约，运用产权理论说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在于产权配置的失误，运用理论分析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对企业成长动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建立相应约束机制的途径。
(二)在研究重点上转移到对企业行为的研究，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决策者基于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而作出决策和实施决策的结果，与企业所处的市场关系不大。与以往的产业组织理论侧重于分析市场份额、集中程度和进入壁垒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新的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目标和合理预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蕴涵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组织和管理理论。
(三)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引入了博弈论方法和正规微观经济学模型。博弈思想有助于说明企业行为是怎样取决于企业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亦即企业行为的决定不再只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决定，而是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组织研究的深入，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正规微观经济学模型，出现了用正规数学模型分析取代结构——行为——绩效(SCP)框架的趋势。
(四)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成为当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首先，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导致企业管理系统紊乱，业内操作者联合商业欺诈行为层出不穷，特别是和财务混乱，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监督机制作用持续降低和诚信的严重缩水，而这一切又都与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紧密相关。其次，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使社会中介环节的社会监督机制失效，特别是在企业信息暗箱操作化背景下，公众性舆论监督由于对企业运作系统的了解不可能彻底，也就无法有效揭露企业的违规行为。与此相适应，有关企业财务公开制度、公司股权问题和组织诚信问题成为当代的热门话题，当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明显偏向于对企业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方面。
(五)政府官员行为问题也是近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例如，赫尔曼和考夫曼在《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2002)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衡量政府整体腐败状况的方法，对22个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分析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取政府官员的扶持，以便获取高额利润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官员被俘获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俘获行为不仅会扭曲竞争环境，耗费企业家的才能，还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阻碍竞争，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解决政府俘获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和加强法制建设。
(六)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项新课题。随着信息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广泛和迅速渗透，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实质性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之间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互换、共享数字化信息。这样，原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效率就相对降低了，而一种更有效的“模块化”产业组织结构随即产生，通过共享某些资源，如网络系统、信息资讯和先进技术手段等，行业内部自然分解为一些固定的模块，分别集中力量研发、制造特定的产品，然后再在行业间开展合作，这样便可节约大量的资本，提高行业竞争力。
(一)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起步和发展。我国理论界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部门。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缺乏系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虽然经济学界在不自觉状态下对产业组织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如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成与协作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能不受到前苏联范式的极大影响。
1978年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引进与研究范式初步转换的时期。最早介绍到国内的有关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谢佩德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1980)，不过这并未引起当时学术界的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深入研究了。国内第一部研究产业经济学的著作是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1985)，它将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内容都纳入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引进、吸收、创新，新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产业组织研究的主导方式。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本只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一些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也得到了充分地暴露，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研究。如陈小洪、金忠义主编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1990)，这是国内学者编著的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研究状况的专著。王慧炯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1991)和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1993)这两本书同时荣获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夏大慰的《产业经济学》(1994)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著作。金碚的《产业组织学》(1999)全面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体制、外贸体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使产业组织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趋于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研究框架内，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体制因素在内的新分析范式是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和创新。由此可见，我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二)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理论界加快了产业组织研究的步伐，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和实践的实质性飞跃。这里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简述如下：水的《产业经济学》(2000)运用经济演变规律对产业结构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产业结构总是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相对应而不断变动的，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
